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每年開學季，這首熟悉的古詩就會在教室中響起。自從上世紀50年代被收入小學語文課本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正是吟誦著《詠鵝》走出了童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中語室副主任朱於國說，《詠鵝》編入的“秘密”在於，它所透出的審美特質是孩童式的，正因為它貼近兒童的生活和心理，幾十年來，語文課本都將其作為打頭的古詩編入。
成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是教科書獨特的魅力。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很多孩子接觸到的第一本書就是課本。
而在不斷探求學科規律的同時，“改革創新”成為建國70年來教科書的另一個核心關鍵詞。拿德育科目來說，從“政治”“思想品德”到“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再到今天的“道德與法治”，改變的不僅是名稱，更是教材背後反映的觀念和時代。
renjiaoshetushuguanshukukaipizheyigedandudequyu，zhuanmencunfangzhejianguoyilaishenzhishiqingmominguoyilaidejiaokeshu。mimimamadejiaocaizhengqidipailiezaibaisedeshujiashang。zuoweixuexiaojiaoyuzuizhuyaodezhishizaitiyijishehuizhuliujiazhiguandenongsuo，tamenjianzhengzhejiaocaijianshehejiaoyugaigedezuji。
語文到底是一門怎樣的學科
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語文教育界展開了一場著名的“文道之爭”。
1959年6月，上海《文彙報》開辟專欄，開展了“關於語文教學目的任務的討論”，拉開了語文教學“文道之爭”的序幕。兩個月後，討論的範圍逐漸擴展到全國多個省市，不少地區和學校專門組織了研討會，《光明日報》等報刊也先後發表文章。
這場爭論的焦點在於，語文教學到底應該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主，還是以語言訓練為主，還是“文”“道”並重。
其實，這場討論的爆發蓄勢已久，此前，語言、文學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係已經爭論了近十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擺在共和國教育麵前的第一道問題就是沒有統一的教科書。1950年12月，為了統一編寫出版新教材，出版總署、中央教育部共同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從此承擔起了新中國教材建設的曆史重任。
在文化幹部奇缺的年代，人教社逐漸彙集了一大批國內優秀的專家、教師、學者，參與教科書編寫。他們以老解放區的教材為基礎，迅速編寫了新中國的第一套通用教材，於1951年秋季陸續供應。之後在1956年，又根據新中國第一部教學大綱編寫出了一套全新的教材，即人教版第二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材。
xinzhongguochenglihouhenchangyiduanshijian，yuwenjiaoxuedezhiliangyizhibulingrenmanyi，yizhongyijianrenwei，zhuyaoshiduiyuwenxuekedejiaoyumuderenshibuqing，bayuyanjiaoxuehewenxuejiaoxuehunhe，zhishiliangbaijushang。cihoujinian，zhongxueyuwenjiekaishilehanyu、文學分科教學的研究和準備。
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關於改進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報告》，決定在全國中學實行漢語、文(wen)學(xue)分(fen)科(ke)教(jiao)學(xue)，一(yi)場(chang)具(ju)有(you)開(kai)創(chuang)性(xing)的(de)改(gai)革(ge)拉(la)開(kai)序(xu)幕(mu)。決(jue)策(ce)層(ceng)之(zhi)高(gao)，醞(yun)釀(niang)時(shi)間(jian)之(zhi)久(jiu)，編(bian)寫(xie)準(zhun)備(bei)之(zhi)充(chong)分(fen)，指(zhi)導(dao)思(si)想(xiang)與(yu)編(bian)排(pai)之(zhi)新(xin)穎(ying)，均(jun)前(qian)所(suo)未(wei)有(you)。
這套教材受到了師生廣泛歡迎。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原主任、語文教育專家莊文中當時正在上高中，他翻開文學第一冊的課本，“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映入眼簾，那種新鮮感跨越了幾十年，至今仍曆曆在目。
然而，分科教學的實驗隨著反右派鬥爭、大躍進的開展戛然而止，匆忙編出的“應急”語文課本再次選入大量政治時文，片麵強調語文教育的政治性功能，這成為“文道之爭”的主要背景。
經過“文道之爭”這場大討論，語文界基本統一了認識，承認語文的核心任務是培養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語文學科的工具屬性得到認同。此後，除“文革”期間造成的搖擺外，語文的“文”與“道”不再是主次之爭，而是如何在教學中統一。
這場大討論為1963年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和人教版第四套教材的出台指明了方向。大綱開宗明義，首次明確了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項工作的基本工具。強調重視語文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訓練，並搭建了閱讀、寫作、文學、語言等語文教學內容的框架。“這完成了對語文學科認識的第一次跨越。”莊文中說。
從文道之爭，到“工具性”占上風，到九十年代改變語文的純工具性的理念，賦予語文的文化內涵，再到新世紀提出語文的“人文性”，到統編語文教材擔負起“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隨著對語文科目、教育現狀、育人目標認識的深化，“語文到底是一門怎樣的學科”也發生了深刻變革。這種變革，也成為70年來各科教材始終與時代同行的縮影。
教科書裏有了朦朧詩，李雷遇上韓梅梅
1977年，中國教育事業迎來了期待已久的春天。複出伊始的鄧小平主動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這年冬天，關閉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門迎來了570萬從工廠、農村、部隊趕來的考生。
高考恢複了，然而卻沒有合適的教材。
於萬千頭緒中，鄧小平敏銳地把目光放在了課程教材建設上，多次疾呼教材改革。在1977年8月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的最後一天，鄧小平提出，要重視中小學教育，“關鍵是教材”。1977年9月，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召開，幾百位專家齊聚北京，編寫“文革”結束後的第一套全國通用教材。隨後，人教社逐步恢複到“文革”之前的規模。
1977年(nian)夏(xia)天(tian)，像(xiang)其(qi)他(ta)被(bei)調(tiao)來(lai)編(bian)寫(xie)教(jiao)材(cai)的(de)教(jiao)師(shi)以(yi)及(ji)從(cong)全(quan)國(guo)各(ge)地(di)調(tiao)回(hui)人(ren)教(jiao)社(she)的(de)老(lao)編(bian)輯(ji)一(yi)樣(yang)，北(bei)京(jing)外(wai)國(guo)語(yu)學(xue)院(yuan)附(fu)校(xiao)英(ying)語(yu)教(jiao)師(shi)劉(liu)道(dao)義(yi)趕(gan)來(lai)人(ren)教(jiao)社(she)報(bao)到(dao)，從(cong)此(ci)與(yu)教(jiao)材(cai)編(bian)寫(xie)和(he)教(jiao)學(xue)改(gai)革(ge)緊(jin)密(mi)聯(lian)係(xi)在(zai)了(le)一(yi)起(qi)。
“由於時間緊迫，英語編寫組借調的14位教師夜以繼日地工作。兩三人一屋，一人一張桌子一張床，個個全力以赴，似乎想把被壓抑了多年的能量一下子噴發出來。”劉道義回憶說。
這套嶄新的各學科教材於1978年秋季發放到了中小學新生手中，對於恢複正常的教學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教材恢複了孔子、孟子的曆史地位，中學數學課本中首次出現了“微積分”，並參考了當時國外教科書編輯的一些先進經驗。但由於對“文革”中遭受嚴重破壞的教育現狀估計不足，這套教材普遍存在深、難、重問題，也造成了此後十幾年不斷壓縮、精簡教學內容，降低、限製教學要求的情況。
1985年，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頒布，首次提出“有步驟地實行九年製義務教育”。1986年，九年製義務教育寫入了《義務教育法》。新的課程計劃、教學大綱隨之頒布，催生著醞釀已久的九年義務教育教科書的誕生。
renjiaoshezaizhegeshiqichenglilekechengjiaocaiyanjiusuo，buduanchengdanguojiahejiaoyubudezhongdianketi，jiaqiangjiaocaibianxiedexueshuxinghekexuexing。xinbiandeyiwujiaoyujiaocaizaijichengdejichushangbuduanchuangxin，lituanzhaoxueshengderenzhiguilvanpaijiaocaijiegou，xunxujianjindixuexi。zaiqiangtiaojichuzhishidetongshi，yechongfenguanzhuxueshenggefangmiansuzhihenenglidetisheng，bingchuxianlejiaoshijiaoxueyongshu、自讀課本、錄音帶、幻燈片等立體化配套教學資源。
“經過時間檢驗，能夠流傳下去的作品並不多，選出真正文質兼美的作品不容易。”莊文中說，在為上世紀90年代普通高中語文教材選文時，他瀏覽了大量詩歌選本，抱著實驗的態度，將舒婷的愛情詩《致橡樹》選入其中。
未wei曾zeng想xiang，這zhe首shou富fu有you時shi代dai氣qi息xi的de朦meng朧long詩shi大da受shou歡huan迎ying，引yin起qi了le熱re烈lie討tao論lun。當dang時shi河he南nan一yi所suo中zhong學xue的de語yu文wen教jiao師shi還hai引yin導dao學xue生sheng自zi己ji創chuang作zuo詩shi歌ge作zuo品pin，並bing寄ji給gei了le舒shu婷ting，舒shu婷ting特te意yi回hui信xin鼓gu勵li，讓rang師shi生sheng們men非fei常chang興xing奮fen，極ji大da提ti高gao了le學xue生sheng們men的de學xue習xi熱re情qing。這zhe也ye促cu使shi教jiao材cai編bian輯ji們men進jin一yi步bu思si考kao教jiao材cai內nei容rong的de經jing典dian性xing和he時shi代dai性xing的de兼jian顧gu。
外語教材編寫也在不斷創新。1985nian，jiaoyubuqidonglejianguoyilaizuidaguimodexueketiaozha，lishiyinianlingqigeyue，jieguoxianshi，zhongxueshengyingyushuipingpiandi，zhongxueyingyujiaoxuehejiaocaidaolefeigaibukedeshihou。
新中國成立初期，英語一度被視為“小語種”而取消，曾經，全國僅剩幾百名英語教師。1956年後，英語教學才在中國逐漸發展起來。1978年年底，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赴美訪問學者在夜幕中離開北京，留學潮激起了第一朵浪花。1982年，中央電視台開始在每周二、四、六晚上及周日上午開播《跟我學》節目，為國人打開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中國掀起一輪英語熱。
1984年，英語正式以一門主科的地位進入高考。4年後的秋天，人教社獲準與英國朗文出版公司合作，合編一套初中英語教材。
中外合作編寫教材，這在曆史上還是頭一次，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1993年秋季開學，李雷、韓梅梅、Jim、Lily 、Lucy，還有一隻會說話的鸚鵡Polly，開始與全國的初中生們一同成長。
“LiLei(李雷)和HanMeimei(韓梅梅)是中方編寫組起的名字。”劉道義說，之所以叫Meimei，是因為覺得中國人喜歡起兩個字的，把名double一下，就是小名了，這樣比較好聽。Lily、Lucy、Jim還有鸚鵡Polly等外國名，則都是英方高級顧問格蘭特起的，同樣是故意使用最普通、最好念的名字。
具有生命力的內容引起了孩子們的思想共鳴，以至於鑲嵌在記憶裏，成為整整一代“80後”長久的集體回憶。
同樣親曆過這段教材編寫歲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資深英語編輯張獻臣不無感慨地說，“作為一個教科書編者，最大的幸福，該莫過於此吧？”
從知識本位走向核心素養
16開大小的書頁上，“天地人”“你我他”6個楷體字分兩行呈現，占據了書頁的三分之一。為配合課文，背景圖畫用了現代畫家傅抱石的國畫作品《一望大江開》，寥寥幾筆，勾扯出天地廣闊和人的渺小。
2017年9月，新學期第一節語文識字課，清華大學附屬小學一年級（1）班的學生們捧著新的語文課本學習這6個生字，字的周圍沒有拚音。
拚音學習被安排在了一個多月後，看似簡單的順序調整，實際上體現了把漢語、漢字擺回第一位的理念，“拚音隻是輔助學漢字的工具，不是目的。”統編版語文教材主編、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溫儒敏說，之所以這樣安排，就是要幫助孩子們建立對漢字原初的感覺。
與清華附小的學生們一樣，全國義務教育階段起始年級的學生們都拿到了的道德與法治、語文、曆史3個科目的教育部統編教材。2019年9月之後，“統編本”三科教材覆蓋了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同時，統編高中三科教材也在全國六個省份投入使用。
這是“一套”站在新時代曆史節點上的教材，背後是140餘位編者耗時多年心血的“國家行動”，也是一場為學生打下“中國底色”的築基工程。教材堅持德育為先，加強了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教育，尤其突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
相比此前的“一綱多本”教材，統編語文教材增加了文學體裁，注重引導學生課外閱讀、整本書閱讀；曆史新教材以史實為基奠，強化國家認知；道德與法治（高中為《思想政治》）新教材著重培養學生樹立法治意識、公民意識。這成為新世紀以來教科書製度的一個重大變化。
時間回到新世紀初，2000年年底，中國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曆史重任。站在世紀之交的拐點，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提出調整和改革課程體係、結構、內容，建立新的基礎教育課程體係。2001年，教育部印發《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拉開了建國以來最全麵、深刻的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在這次課改中，地方和學校課程開發的自主權大大增加，一批地方課程、校本課程開設，增設了選修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音體美課程逐漸開齊開足。啟發式學習、參與式學習、項目式學習等新的教學方式，讓“教與學”發生深刻變化。2016年，諸多探索和研究凝結為“核心素養”一詞。
所有改變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培養學生適應當前和未來社會發展變化的能力和素質。
十幾年後，當三個科目由“多”變“統”，bingfeishijiaocaibianxiechubanfangshidejiandantiaozheng，qishifangdexinxiqingxiermingque，shizheyanyushidaiyaoqiu，luoshidangdejiaoyufangzhen，banhaozhongguoteseyiwujiaoyu，weihuguojiachangzhijiuanerzuochudezhongdabushu。
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誌多次強調，要從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角度來抓好教材建設。
2016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意見》，從製度層麵明確了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2017年7月，國務院發布通知，決定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設立的相關委員會。
翻閱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等重要文件可以發現，時代的發展對人才培養的目標在不斷深化，加之學科自身發展的經驗總結、教材編寫者的思想變化和國外先進教育理念的影響，共同推動著教學大綱、課程標準的修訂和教科書的變革發展。
70年來，教材每次革新都走在了教育改革的頭陣，可以說，一本教科書既要承載著社會主流價值觀，又體現時代特性、麵向未來，承擔著提升教育質量的重任，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如ru今jin，隨sui著zhe時shi代dai發fa展zhan，對dui教jiao材cai的de理li解jie已yi有you了le全quan新xin的de視shi野ye。教jiao科ke書shu的de功gong能neng不bu再zai是shi標biao準zhun答da案an和he知zhi識shi的de承cheng載zai，而er是shi激ji活huo學xue生sheng主zhu動dong思si考kao和he探tan究jiu的de源yuan泉quan。新xin世shi紀ji以yi來lai教jiao育yu信xin息xi技ji術shu的de飛fei速su發fa展zhan又you加jia快kuai了le教jiao材cai數shu字zi化hua的de進jin程cheng。封feng閉bi、靜態、平麵、保守的教材觀正在被打破。教科書正從傳統的注重學科知識內容的完整性、係統性，走向關注學生能力發展、走向立體交互融合發展的新階段。
編了多年教材，並曾主持製定1996年版高中語文教學大綱，今年81歲的莊文中有了“看山不是山”的體會。在他看來，語文教材並非隻是指單純的知識、技能，而應該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與教學和素養、教師和社會等因素緊密相關，它的角色更像是一粒種子，把知識埋在學生心中，伴隨學生身心發展而長成參天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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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出版總署、中央教育部共同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開始履行為全國中小學生編寫教材的曆史使命。
1951年秋，新中國的第一套通用教材編寫完成，陸續在全國供應，開創了全國使用統一教材的格局。
1977年9月，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召開，確定編寫“文革”結束後的第一套全國通用教材。
1986年，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成立，決定改革統一的教材製度，教材製度從“國定製”跨向“審定製”。
2001年5月《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提出，“實行國家基本要求指導下的教材多樣化”，“改革中小學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單一渠道發行的體製”，200l年6月，教育部印發《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再次對教科書製度作出明確指示，“實行國家基本要求指導下的教材多樣化政策”。
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意見》，從製度層麵明確了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
2017年7月，國家教材委員會成立。
2017年9月1日起，教育部統一組織新編的三科教材——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語文和曆史，經國家教材委員會審查通過，在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起始年級投入使用。
2018年5月，我國第一個國家級課程教材研究專業機構——課程教材研究所正式成立，標誌著國家層麵推進教材建設的組織體係進一步完善。
2019年9月，義務教育統編三科教材覆蓋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同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語文、曆史三科統編教材率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海南、遼寧六省市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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